胡和平：要推进公共文化服务数字化建设

2月12日，推进公共文化服务高质量发展工作会议在湖北省武汉市召开。会议强调，要全面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公共文化建设重要论述精神，立足新发展阶段，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服务和融入新发展格局，以更大力度、更高自觉推动公共文化服务高质量发展。文化和旅游部党组书记、部长胡和平，湖北省委副书记、省长王忠林出席会议并讲话。文化和旅游部党组成员、副部长饶权主持会议。湖北省副省长邵新宇出席会议。

胡和平指出，构建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是保障人民基本文化权益、促进人民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的重要制度设计。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和坚强领导下，我国公共文化建设取得显著进展，呈现蓬勃发展的生动景象。做好新时代公共文化工作，要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公共文化建设重要论述精神，增强工作责任感使命感。要深刻认识公共文化建设的重要使命和发展方向，满足人民文化需求、增强人民精神力量。要深刻认识公共文化建设的重要任务和工作路径，立足城乡基层，健全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要深刻认识改革创新对实现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意义，贯彻到公共文化建设的全过程、各环节。

胡和平强调，要扎实完成好健全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重点任务，不断完善制度机制、强化创新驱动、提升服务效能，努力为人民提供更高质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的公共文化服务。要推进城乡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一体建设，落实好基本公共文化服务标准，加强与乡村振兴和新型城镇化战略有效衔接，做好老年人、未成年人、残疾人、流动人口等群体公共文化服务。要着力提升公共文化服务品质，建设高水平图书馆，优化文化馆职能定位，打造更高水平的基层公共文化空间。要着力提升公共文化服务能力，创新服务方式、管理模式，吸纳社会力量广泛参与，深入开展文化志愿服务。要培育和擦亮群众文化活动品牌，发挥好重要示范性活动的引导带动作用，发挥好群众的主体作用，加强群众文化活动品牌推广。要推进公共文化服务数字化建设，加强数字文化内容资源、管理服务大数据资源建设，加快公共文化服务网络平台建设，不断拓展智慧公共文化服务应用。要大力发展旅游公共服务，加强顶层设计、部门协调，谋划实施重点工程项目，以点带面推动全局工作。要认真做好民族文化工作，将健全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为各族群众提供优秀文化产品和服务，作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途径，常抓不懈、久久为功。要持续加大组织保障力度，完善法制、财政保障，加强基层文化队伍建设，强化创新示范，培育遴选更多先进典型。

王忠林表示，湖北区位交通优越、产业基础雄厚、创新资源富集、生态环境优美、发展态势良好，全省文化和旅游资源丰富，近年来着力构建现代公共文化服务网络，成效明显。湖北将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认真落实本次会议精神，虚心学习兄弟省份先进经验，围绕举旗帜、聚民心、育新人、兴文化、展形象，加快推进文化强省建设，为建设文化强国贡献湖北力量。要以更大力度推进荆楚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打造更多人文地标、文化品牌、文艺精品，促进荆楚优质文化资源活起来、热起来、火起来。要以更高水平加快公共文化服务标准化建设、均等化共享，坚持人民至上、文化惠民，大力推进城乡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一体建设、共同缔造，让文化空间处处可见、文化服务人人可及。要以更实举措加强文化发展全方位服务、全要素保障，持续加大文化建设投入，深化文化体制改革，优化市场环境，充分激发全社会文化创新创造活力，凝聚起加快建设全国构建新发展格局先行区、奋力谱写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荆楚篇章的强大力量。

会议公布了由中央宣传部、文化和旅游部、国家发展改革委组织遴选的基层公共文化服务高质量发展典型案例。湖北、浙江、湖南、广东四省文化和旅游厅负责同志，成都市政府有关负责同志作交流发言。中央宣传部、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有关司局和处室负责同志，文化和旅游部有关司局和直属单位负责同志，各省区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文化和旅游行政部门负责同志，第四批国家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示范区城市有关负责同志等参加会议。（文旅部官网）

李群在京调研文物保护单位保护管理工作

2月9日，文化和旅游部副部长、国家文物局局长李群在北京调研文物保护单位保护管理工作，重点考察了文物建筑、石刻碑刻的保护情况，强调要深入学习宣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保护第一、加强管理、挖掘价值、有效利用、让文物活起来”的新时代文物工作方针，全面提升文物保护和文化遗产保护传承水平。北京市副市长谈绪祥一同调研。

调研房山石经山藏经洞

国家文物局副局长顾玉才调研陕西革命文物工作

2月9日至11日，国家文物局党组副书记、副局长顾玉才带队赴陕西调研川陕革命文物保护利用工作。

顾玉才一行分赴川陕革命根据地纪念馆、中共陕南特委代表会议旧址、何挺颖烈士故居、国立西北联合大学法商学院旧址、红四方面军陕南战役指挥部旧址、安康博物馆、紫阳县东城门楼（中原军区布告）、瓦房店会馆群等文博单位，实地考察革命文物保护利用情况。

顾玉才指出，要认真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对文物工作提出的新部署新要求，深入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革命文物工作重要论述和历次考察陕西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进一步坚定历史责任感和使命感，讲好党的故事，弘扬革命精神，赓续红色血脉。要加大革命文物科学保护力度，深入挖掘革命文物内涵，推动国家革命文物保护利用川陕、长征片区建设。要持续做好保护修缮、日常养护、安全管理等工作，积极探索将革命文物保护利用与党史学习教育、乡村振兴有机结合的有效路径，让革命文物“活起来”，切实发挥好革命文物的宣传教育作用，推动新时代革命文物事业高质量发展。

国家文物局革命文物司、陕西省文物局，汉中市、安康市等有关负责同志陪同调研。（国家文物局 文宣）

国家文物局副局长关强调研二里头遗址文物保护利用工作

2月9日，国家文物局副局长关强率调研组赴二里头夏都遗址博物馆调研，国家文物局考古司司长闫亚林，省文物局局长任伟，市领导江凌、徐衣显、任丽君、魏险峰，市文物局余杰、薛方，二里头考古工作队赵海涛，二里头夏都遗址博物馆赵晓军等参加调研或座谈会。

关强一行先后考察二里头夏都遗址博物馆、游客服务中心、二里头遗址考古实验室、二里头遗址考古工作队等地，深入了解二里头文物保护利用工作，并慰问了一线文物工作者。在二里头夏都遗址博物馆和游客服务中心，调研组详细了解二里头遗址的历史文化和博物馆日常运营等工作，听取夏商周考古研究中心建设、考古遗址公园一体化管理、遗址保护区村庄搬迁等工作汇报。在二里头遗址考古实验室，了解墓葬套箱清理情况，并询问清理过程中的收获和问题。在二里头遗址考古现场和二里头工作队驻地，调研组实地察看了两处考古发掘现场，听取近期考古发掘最新成果汇报，出土文物保护修复情况，要求扎实做好下一步重点区域发掘工作，并对考古工作者取得的珍贵成果和辛勤付出表示感谢。

在专题座谈会上，关强指出，二里头遗址作为夏朝中晚期都城遗址，对深化中华文明探源工程、见证“最早中国”具有重要作用。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考古工作的重要论述和指示批示精神，增强历史使命感和责任感，积极谋划、全力推进夏商文明研究。坚持保护优先理念，有重点地进行系统发掘，提升考古能力和基础设施建设水平，着力推出更多更有价值的研究成果。要进一步强化“大二里头”概念，把遗址保护利用和周边区域发展统筹起来，打造大气恢宏的二里头遗址保护片区。要创新大遗址保护展示方式，系统优化遗址博物馆、游客服务中心等功能区布局，吸引更多国际学者参与保护发掘工作，不断提升二里头文化的影响力，为建设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考古学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二里头考古遗址博物馆）

国家文物局副局长陆进到靖江王陵国家考古遗址公园调研

中国与伊朗签署《关于促进文化遗产领域交流与合作的谅解备忘录》

2月14日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伊朗总统莱希举行会谈。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签署农业、贸易、旅游、环保、卫生、救灾、文化、体育等领域多项双边合作文件。文化和旅游部副部长、国家文物局局长李群与伊朗外交部副部长麦赫迪·萨法里在人民大会堂签署《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文物局与伊朗伊斯兰共和国文化遗产、旅游与手工业部关于促进文化遗产领域交流与合作的谅解备忘录》，成为此次莱希总统访问的重要成果。

中国和伊朗同为东方文明的发源地，均拥有丰富的文化遗产资源，两国文化遗产交流与合作历史悠久、领域广泛、前景广阔。伊朗是首批响应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开展“亚洲文化遗产保护行动”国际倡议的国家之一，与中国等10国共同发起“亚洲文化遗产保护联盟”。

谅解备忘录为中伊文化遗产全领域合作搭建机制性框架，内容涵盖联合考古、文物保护修复、展览交流、世界遗产申报、打击文物走私、文化遗产标准化建设、学术研究、人员交流等各个方面。谅解备忘录的签署将进一步深化和拓展中伊两国在文化遗产领域交流与合作，共同保护和传承人类文明的共有成果，推进文明交流互鉴。（国家文物局 文宣）

长江流域文物资源调查与《长江文物保护利用专项规划纲要》工作推进会在京召开

2月14日，长江流域文物资源调查与《长江文物保护利用专项规划纲要》（以下简称《规划纲要》）工作推进会在京召开，总结长江流域文物资源调查阶段性成果，推进《规划纲要》编制工作。国家文物局副局长关强出席会议并讲话。

关强指出，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长江文物保护利用和文化遗产保护传承。2021年，国家文物局部署开展长江流域文物资源调查，长江流域13省区市文物行政部门扎实推进，工作取得阶段性成果。各省级文物行政部门要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集中力量抓紧完成长江流域文物资源调查工作。要加强长江流域文物资源调查成果的价值挖掘和保护利用，推动构建以文物资源为核心的长江文化标识体系。要加快推进《规划纲要》编制，做好与各类上位规划的衔接，发挥文物资源的独特优势，确保重点项目落实落地，为长江文物保护利用和长江国家文化公园建设提供支撑。

会上，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介绍《规划纲要》编制情况，湖北、重庆、四川等省级文物行政部门介绍长江流域文物资源调查工作，上海、江苏、安徽、江西、青海、浙江、湖南等省级文物行政部门进行交流发言。

国家文物局文物古迹司（世界文化遗产司）、考古司、革命文物司和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负责同志参加现场会议。长江流域13省区市文物局负责同志参加线上会议。（国家文物局 李瑞）

湖北：“2022年度文物十件大事”正式发布

2月15日，记者从湖北省文化和旅游厅获悉，“2022年度湖北文物十件大事”网络评选活动结果正式发布。

2022年，湖北省文物工作者把握历史性发展机遇，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文物工作重要论述和指示批示精神，砥砺奋进、开拓创新，为湖北省文物事业发展书写绚丽篇章，交出了一份满意的答卷。为梳理、展示成就，激励广大文物工作者不忘初心、再创辉煌，在湖北省文化和旅游厅（湖北省文物局）指导下，湖北省文物事业发展中心主办了此次评选活动。该评选活动前期准备充分，宣传有效，社会参与面广泛，不仅宣传了湖北文物保护工作成效，还有助于推动形成“保护文物人人有责”的社会氛围。经网友们票选后官方统计，评选结果正式公布。

“2022年度湖北文物十件大事”（排名不分先后）为：2022年“5·18 国际博物馆日”中国主会场活动在武汉举行、湖北省博物馆捧回全国大奖、湖北考古博物馆建成开馆、辛亥革命博物院正式挂牌成立、湖北省文物工作会议召开、第二批湖北省文化遗址公园公布、第二批湖北省革命文物名录公布、湖北省长江文物资源调查工作圆满完成、“郧县人”3号头骨化石出土实证百万年人类史、湖北省新增2处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并新立项3处。（湖北日报 海冰、何凌、鄂文旅）

黑龙江省革命文物名录公布

2月15日，黑龙江省文旅厅公布全省革命文物名录。名录包括不可移动革命文物484处，其中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0处，省级文物保护单位53处，市、县级文物保护单位200处，一般文物保护单位221处；馆藏可移动革命文物4620件（套），其中一级文物191件（套），二级文物316件（套），三级文物3457件（套），一般文物656件（套）。

本次公布的全省革命文物名录，公布范围主要涵盖全省旧民主主义革命、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及改革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活动相关的史迹、实物和纪念设施，与重大标志性事件相关、承载革命精神的史迹、实物和纪念设施等，以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取得的历史性成就、发生的历史性变革，研究并推动打赢脱贫攻坚战、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等重大成就和重大事件的代表性见证物、纪念物。（黑龙江日报 董云平）

陕西公安深化打防文物违法犯罪，追缴文物5876件

去年以来，陕西省公安厅深入开展打击防范文物违法犯罪“秦鹰－2022”专项行动，保持重拳打击文物违法犯罪凌厉攻势，全省侦破文物犯罪案件658起，抓获犯罪嫌疑人405名，追缴文物5876件。

陕西省公安厅将打击文物犯罪列为重点工作任务，并以陕西省政府名义召开专题会议部署“秦鹰－2022”全省打击防范文物违法犯罪专项行动，组织全省开展文物犯罪线索摸排梳理和破案攻坚大会战，掀起打击文物犯罪新高潮。

与此同时，陕西省公安厅刑侦局将打击文物犯罪纳入重点考核考评项目，制定细化考核检查方案，通过召开全省打击文物犯罪视频调度会、案情研判会等形式，部署推动各地狠抓打击文物犯罪，督导推进重点在逃人员缉捕和重大案件侦办，提高了打击文物犯罪质效。（人民公安报 阮仕喜）

广东省文物保护利用示范区名单公布

根据《广东省“十四五”文物保护和科技创新实施方案》《广东省文化和旅游厅关于组织开展文物保护利用示范区（试点）创建工作的通知》，我厅组织开展了广东省文物保护利用示范区（试点）创建验收工作。经材料审核、现场检查、专家评审，并将通过验收的广东省文物保护利用示范区创建工作试点单位正式公布为广东省文物保护利用示范区，名单如下：

汕头金平区、韶关南雄市、江门开平市、潮州湘桥区、云浮郁南县。

二里头遗址发掘保护利用和夏文化研究工作推进会召开

2月14日，二里头遗址发掘保护利用和夏文化研究工作推进会在洛阳市偃师区召开，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对标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总结进展、部署任务。

河南省委常委、宣传部长王战营主持会议并讲话，调度、推动二里头遗址发掘保护利用和夏文化研究工作。有关单位汇报进展情况。

王战营强调，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自觉增强不折不扣落实重点任务的使命感荣誉感紧迫感，扎实全面深入推进二里头遗址考古发掘、研究利用、宣传传播等工作，为深化中华文明探源、深入学习践行“两个结合”作出河南贡献。要持续深化研究阐释，推出一批立得住、传得开、留得住的高质量研究成果；持续加大发掘保护力度，努力寻找更多文明探源实证；统筹推进宣传推介、教育普及，不断强化全社会对夏文化当代价值的认识；加快推动二里头遗址申遗工作，持续改善支撑保障条件，为全省文物工作高质量发展夯实基础。要大力倡导“马上就办抓落实”优良作风，健全机制、压实责任，以扎实工作推动二里头遗址发掘保护利用和夏文化研究不断取得新进展、形成新突破。

会前，王战营实地调研了考古发掘实验室，并查阅二里头遗址发掘保护利用资料和工作台账。（河南日报）

青海公布第二批革命文物名录

近日，青海省文物局组织各市州文物行政部门、省直有关文博单位和相关收藏单位开展了不可移动革命文物及国有馆藏可移动革命文物申报，经党史、文物专家审核认定，广泛征求意见的基础上，形成青海省第二批革命文物名录并予以公布。

青海省第二批革命文物名录包括不可移动革命文物5处，其中省级文物保护单位2处、县级文物保护单位2处、一般不可移动文物1处；可移动革命文物63件/套，其中一级文物3件/套、二级文物10件/套、三级文物16件/套、一般文物9件/套、未定级文物25件/套。

青海各级文物主管部门、各文博单位将以此次革命文物名录公布为契机，严格落实革命保护责任，进一步夯实革命保护管理基础工作，着力深化革命文物价值挖掘和利用创新，加强研究阐释和展示传播，进一步强化教育功能，提升传播能力，切实把革命文物保护好、管理好、利用好，充分发挥革命文物在党史学习教育、革命传统教育、爱国主义教育等方面的重要作用，切实让革命文物活起来。（国家文物局 青文）

“考古中国”重大项目重要进展工作会在京召开

2月15日，国家文物局在京召开“考古中国”重大项目重要进展工作会，通报了河北尚义四台遗址、云南晋宁古城村遗址、甘肃礼县四角坪遗址、宁夏贺兰苏峪口瓷窑遗址、内蒙古巴林左旗辽上京遗址等5项重要考古成果。国家文物局副局长关强主持会议。

点击图片了解详情

考古基本确认陕西西头遗址与守护西周王畿的“豳师”密切相关

15日从西北大学文化遗产学院获悉，考古人员在西头遗址发现西周时期城址和大型高等级墓地。结合文献记载和地理位置，基本确认西头遗址与守护西周王畿之地的“豳师”密切相关。

2018年至2022年，考古人员对位于陕西省旬邑县的西头遗址进行持续考古发掘工作，发现西周、汉唐等各时期遗存，共发掘灰坑650余座，墓葬140座，陶窑、房址、灰沟等各类遗迹40余个，出土陶器、铜器、骨器、石器千余件。

经过考古工作，确认西头遗址面积300万平方米，其中以商周时期遗存为主体，分布面积约200万平方米，是迄今为止泾河流域发现规模最大的商周时期聚落之一。

西北大学文化遗产学院副院长、西头遗址发掘项目负责人豆海锋介绍，历史文献记载周人先祖“国于豳”，汉唐时期文献记载有“豳城”，要判断“豳”的位置，城是必要条件。考古发现的西头城址，面积约80万平方米，是目前泾河中下游地区唯一的西周城址，城墙宽8米至11米，城墙外有护城壕，壕外有道路。目前城内发现有建筑基址、冶铜遗存、储水遗存、储粮遗存等，说明该城功能齐备，城内人口密集。

此外，西头遗址还发现了大型高等级墓地，据考古勘探判断，西头遗址墓葬数量超过1000座以上，发现了10多座诸侯级别的大型墓葬。特别是部分墓葬发现成排殉人，其中一座殉葬43人，是西周墓葬殉人数量最多的。

“墓葬随葬兵器数量多、等级高、延续时间长，至少是西周时期诸侯等级的。但文献记载同时期周王室在该地区没有分封诸侯，所以根据墓内的大量兵器和墓葬等级来看，西头遗址应与守护王畿之地的军队有关。”豆海锋表示，这种军队由高等级贵族来统帅，维护区域安全。

资料图为，2022年8月11日拍摄的出土铜甲片。中新社发 图片来自西北大学文化遗产学院

据悉，虽基本确认“豳师”与西头遗址密切相关，但这主要是西周时期的“豳”，西周之前的“豳”目前还不能确认，需通过进一步的考古工作来证实。（中新网 阿琳娜）

陕西栎阳城遗址揭露两座大型宫殿建筑遗址

陕西栎阳城遗址又有考古新发现，考古工作者在这里考古发掘了两座战国至秦汉时期大型宫殿建筑基址，出土大量建筑构件。

秦汉栎阳城位于陕西省西安市阎良区新兴、武屯街道。据文献记载，在秦迁都咸阳之前，栎阳曾为秦都30余年，期间秦人在这里开展了一系列社会变革，商鞅变法就在这里展开。至秦末楚汉时期，栎阳先为塞王司马欣之都，后为汉王刘邦之都，这里也是大汉王朝的第一个都城。

20世纪80年代，栎阳城考古发现一号古城。从2012年开始，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与西安市文物保护考古研究院联合组成的阿房宫与上林苑考古队，进一步发现二号、三号古城，并确定三号古城为战国中期至西汉前期栎阳城，之后对其逐年开展较大面积发掘。2022年，考古工作者对栎阳城遗址三号古城编号为3号、11号的两座建筑进行了全面揭露。

据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刘瑞介绍，这两座建筑整体坐北朝南，呈长方形，由台基、散水等组成。其中，在3号建筑台基西北、东北、西南、东南角各发现一枚俗称“瓦当王”的大半圆瓦当，为解决长期以来争论未解的大半圆瓦当使用位置等学术问题提供了重要资料。此外，考古工作者还在3号建筑基址发现一处厕所遗迹：其由台基上的室内厕位和房外排污坑两部分组成，受晚期遗存破坏，厕位上部结构不存。

刘瑞说，3号、11号建筑的清理工作，第一次完整揭示出战国中期至西汉前期都城核心区重要宫殿建筑的平面形制，是这一时期考古的重要发现。同时根据勘探及发掘资料可确定，这里存在一条贯穿整个三号古城核心宫殿建筑的南北向轴线，对战国秦汉都城乃至我国古代都城的布局研究均有重要价值。（图片来自阿房宫与上林苑考古队）（新华社 杨一苗）

安徽明中都遗址发掘为宋元至明清宫殿制度演变添新证

记者15日从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获悉，2022年度安徽明中都遗址考古发掘又有重要发现。其中，前朝宫殿区正殿西侧附属建筑基址等考古新发现，进一步补充了自宋元至明清时期的中国宫殿制度演变过程的资料。

明中都是明代开国皇帝朱元璋在家乡安徽省凤阳县、淮河南岸兴建的都城，其占地面积约为50平方千米，分为内、中、外三道城，总面积大于北京故宫，罢建时已初具都城规模。

2022年度，在前期考古工作基础上，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联合故宫博物院、凤阳县文物管理所，对明中都遗址内的前朝宫殿区正殿西侧附属建筑基址、午门马道遗址和内五龙桥遗址进行了考古发掘。

明中都遗址考古项目负责人王志说，通过对前朝区正殿西侧附属建筑基址发掘，明确了该建筑坐落于一座长约30米、宽约23米的独立台基之上，台基外包砖石，内填夯土，东、西、南各有一条踏道，夯土内发现有夹碎石扎夯筑的磉墩，通过磉墩可以推测该建筑的柱网结构。

王志介绍，这一发现进一步增进对明中都前朝宫殿区建筑布局的整体认识。其与主体宫殿、后殿西侧连廊和附属建筑一起，在整体布局上与北京故宫的前朝区宫殿布局较为相似，但不同在于，该建筑与正殿之间并未用连廊衔接。“从廊院布局的整体相似性到具体建筑结构和分布的差异性，恰体现出自宋元至明清的宫殿制度演变的过渡阶段特征。”

午门马道遗址位于午门城台东侧，发掘揭示出马道、城台、城墙、连廊的基本形制结构和相互之间的连接关系、营建次序。马道北侧延伸出的连廊是2022年考古发掘的重要发现，对补全明中都城中轴线建筑布局有重要意义。

内五龙桥遗址是明中都城中轴线上最重要的礼仪性建筑之一，2022年考古人员发掘了其中一座正对着西掖门的桥址，为五座桥中的西边桥。西边桥桥址旁侧河道宽度估测超过7米，比此前发掘的外金水桥旁河道宽阔得多。

另悉，2022年明中都遗址发掘出土遗物以石、砖、瓦等建筑构件为主。石构件有花卉、瑞兽石雕件、螭首、栏板、望柱等。另出土有“开元通宝”“崇祯通宝”“顺治通宝”等铜钱和仙翁骑鹤、山水、花卉、白菜等纹样的青花瓷器，还有铜勺、顶针等少量其他生活用品。（中新社 张强)

山西发布运城东渠遗址考古成果：或可证实“后稷教民稼穑于稷山”

山西省考古研究院14日对外公布一处夏时期遗址考古成果，运城稷山东渠遗址发现大量农业遗存，结合稷山一带“后稷”传说，可能恰是“后稷教民稼穑于稷山”的考古学实证。

东渠遗址位置。　图片来自山西省考古研究院

山西省考古研究院、运城市文物保护中心于2021年、2022年两次对东渠遗址进行考古发掘，共发现房址2座、陶窑2座、灰沟1条、灰坑43座，出土大量陶器、骨器、玉石器，以及丰富的动植物遗存。

发现遗物有陶器、石器、骨器、玉器、蚌器等。石器有石刀、石铲、石箭镞、石锛等，同时发现大量的石料及石器加工残件。骨器以骨镞为主，包括少量骨铲、骨针、骨簪等。此外，较重要的是发现玉钺及残铜刀各一件。

发现遗物有陶器、石器、骨器、玉器、蚌器等。　图片来自山西省考古研究院

除人工制品外，还发现有丰富的动植物遗存，已浮选出炭化植物种子25万粒，仅H46中的一份样品便浮选出粟14050粒。经初步研究，东渠遗址农作物炭化种子有粟、黍、水稻、大豆等，以粟为主。此外，还发现大量的动物骨骼，经初步鉴定有牛、猪、羊等。

从出土遗物看，东渠遗址时代为夏时期，性质属东下冯文化。出土大量的动植物遗存表明，东渠先民已掌握了较发达的农业生产技术，形成以种植粟为主，兼营畜牧业的混合农业生产体系。

植物遗存。　图片来自山西省考古研究院

骨器。　图片来自山西省考古研究院

本次发掘项目负责人崔俊俊介绍，东渠遗址的发掘填补了临汾盆地西部夏文化研究的空白，从遗址规模和出土的陶盉、陶爵、玉钺、铜刀、彩绘陶等遗物来看，应是该区域一处核心聚落。以高领花边双鋬鬲为代表一类遗存，显示出夏时期晋南地区复杂多样的文化面貌，对展现夏朝历史、研究夏时期晋南地区的文化格局具有重大学术价值。（中新网 杨杰英 胡健）

湖南澧县孙家岗遗址肖家屋脊文化公共建筑F47的发掘

湖南澧县孙家岗遗址的考古发掘是“考古中国·长江中游文明进程研究”课题的田野考古工作之一，同时也是“中华文明探源工程（五）·长江流域文明进程研究”课题的田野考古项目之一。2022年，考古队开始对孙家岗遗址居址区的北部进行发掘，年度考古工作最重要的成果是将一座肖家屋脊文化公共建筑（编号F47）的平面布局与基础营建过程完整的揭示了出来。

F47刚被揭露出来时，我们曾误将其判断为一座台基立柱式建筑遗迹，并进行了报道（见本网2022年11月28日简讯）。但随着进一步的考古发掘，我们发现F47的基础结构远比我们最初判断要复杂的多。经过仔细的考古清理与反复辨析，现在我们终于能够对F47地面基础部分的营建过程做出一个较为完整可信的复原。

图一 F47初显露时的场景

F47的营建，第一步先是在当时的地表开挖出一个略呈东西向的长方形基坑。该基坑长20米，宽7米，深度在0.4米左右。第二步在长方形基坑的底部开挖基槽，南北两条东西向基槽长19米左右，宽达1.5米，5条南北向的基槽，宽度在1.1-1.3米间，基槽深度在0.45米左右。由基坑底部的基槽布局情况可知，F47初建时规划的是一座东西向4连间的排房建筑。

基槽开挖之后，第三步是在基槽中立柱，柱洞直径在普遍在15厘米左右，皆打破了基槽底部。第四步开始对基槽与基坑进行回填。这时回填用土判断就是开挖基槽与基坑所挖出的土方，较杂乱，回填至基槽中的堆积经过夯打压实，较致密。

填平基槽，并对基坑底部回填10-20厘米厚时，F47的整体建筑规划发生了一次改变，开始第五步，在基坑底部回填土面上又开挖了一条东西向的基沟，并在其中补充立柱，从而奠定了F47最终带廊道4连间建筑平面布局。

图二 F47基坑与基槽平面结构

图三 F47基坑西北角边界初揭露

图四 F47基坑东南部剖面

图五 F47南基沟东段局部纵剖面

新开挖基槽依然用开挖基槽时所形成杂乱堆积回填，之后可能存在一次对建筑奠基的祭祀行为。这时在F47基坑的东南部、西部坑底及坑外，普遍发现一层草木灰堆积，判断很可能与建筑奠基祭祀行为所形成的遗存。这是第六步。

图六 F47基坑东南部的草木灰堆积

之后第七步，是继续对基坑进行回填,但这时用于回填的土方已不是开挖基坑、基槽时所挖出的杂乱堆积，而是从一定距离外挖取并转运过来的纯净原生黄土堆积。这种纯净黄土填平基坑后，在东北部局部还铺垫到了基坑范围之外。

至此，F47的地下基础部分完成。可以想像此时F47建设中的场景，60根直径在15厘米左右的木柱耸立于纯净的黄土面上，排布整齐而规律，框出了F47的建筑布局。整体建筑呈西偏北17度左右的长方形，四间南北宽3.8米的房屋东西并列，北侧有宽1.5米的廊道，廊道与最东侧房间连通。四间房大小不一，带廊道整体建筑面积近100平方米。

图七 F47平面布局

需要特别注意的是，F47的建筑形式和平面布局结构等，与2020年在遗址南部所揭示出的F13高度一致。西偏北20度左右的方向、基槽中立柱、4连间、北侧廊道、廊道与最东侧房间连通等等，甚至西侧第二间房面积明显偏小二者也相一致。不同的是F13的规模比F47要大，总面积超过150余平方米,且廊道北墙是双排柱洞。另外F13保存状况较差，其基槽与柱洞直接开口于近现代堆积之下，未见基坑与垫土，但依F47情况来看，F13原来很可能也存在相应规模的基坑与垫土堆积，只是已被后来人类活动所扰毁。

图八 2020年发掘区与F13

高度一致布局结构的背后，是特定建筑功能的一致。无论F13、还是F47，都未发现灶、灰坑等相关生活遗存，同时这种基槽中立柱形式的建筑，整个遗址截止目前也仅发现F13与F47这两座，再加上建筑的规整考究与规模，可以判断两者都并非一般生活居址，而是特定人群的公共建筑。

F47与F13皆直接开口于近现代堆积之下，在考古的时间尺度下，二者存在共时的可能性。如此，两座建筑之间的关系便引人遐思。结合2017-2019年所揭示孙家岗遗址墓地也是分南北两个墓区的空间布局情况，而且南区墓群墓葬出土玉器的数量和质量明显优于北区。推测孙家岗肖家屋脊文化时期聚落存在两个社群（胞族？），分居遗址南北，且南部人群在人力物力方面明显优于北部人群。（湖南考古网 赵亚锋）

陕西发现3千多年前大型聚落遗址

陕西旬邑西头遗址位于咸阳市旬邑县张洪镇，2018年至2022年，西北大学、陕西省考古研究院等单位对该遗址进行持续考古发掘工作。截止目前，已发现史前、商周、汉唐等各时期遗存，出土陶器、铜器、骨器、石器千余件，初步判断该城址面积约80万平方米。此外还发现了面积超15万平方米的大型围沟墓地，发现墓葬近千座，还发现了很多带有殉人的中型和大型墓葬。其中发掘的M90大型墓葬，发现了43个殉人，也是目前全国发现的西周时期殉人最多的一个墓葬。（起点新闻）

山西发现5000年前考古遗址 对探索文明起源具有重要价值

该遗址出土陶器。山西省考古研究院供图

2月13日电山西省考古研究院13日对外公布2022年考古新发现，当地考古人员在山西运城发现距今5000多年的新石器时代遗址，该遗址靠近盐湖，其海量的盐业资源与遗址的形成、发展密不可分，对探索文明起源和早期国家发展进程中的资源控制与利用具有重要价值。

山西省运城市夏县辕村遗址位于山西省运城市夏县裴介镇辕村，地处盐湖北部。经调查，辕村遗址是以新石器时代和夏商时期遗存为主体的古代聚落遗址，总面积约110万平方米。

2006年至2022年，中国国家博物馆、山西省考古研究院、吉林大学等文博机构多次对辕村遗址及周边区域进行了考古工作。2022年7月至今，为配合亚新科汽车零部件制造基地项目建设，山西省考古研究院联合运城市文物保护中心、夏县文化和旅游局对遗址进行考古发掘，共发现灰坑58个、房址4座、陶窑3座、汉代墓葬1座、明清时期墓葬1座，出土大量陶器、骨器、玉石器和动物骨骼等。

据本次发掘项目负责人、山西省考古研究院院长王晓毅介绍，本次发掘的主要收获是发现了保存较好的仰韶晚期陶窑、房址和灰坑等重要遗迹，窑室内出土有少量陶片，火膛内发现小夹砂罐和夹砂盆各1件。这些发现丰富了辕村遗址的文化内涵，对探索该地区的古代文化面貌及聚落形态演变具有重要的意义。

王晓毅表示，本次发掘主要为仰韶文化晚期遗存，发现的遗迹和大量陶器、石器等丰富了晋南地区仰韶文化晚期的考古资料。通过辕村遗址历年的考古工作，完整地揭示了仰韶文化早期至晚期的文化发展序列，为研究晋南地区仰韶文化发展、演变、消亡提供了实物资料。 (中新网 胡健)

第三届山西考古新发现论坛即将举办 12项重要考古发现入围

2月28日，由山西省考古学会、山西晚报社联合举办的“第三届山西考古新发现论坛”将在太原召开。届时，将从入围的12项考古项目中评选出6项，入选“2022年度山西重要考古发现”。

本次入围的12项考古项目分别是：吕梁汾阳冯郝沟村东北新石器时代遗址、运城夏县辕村新石器时代遗址、大同云州吉家庄新石器时代遗址、太原小店郑村新石器时代遗址、吕梁兴县碧村新石器时代遗址、运城稷山东渠夏时期遗址、运城绛县西吴壁遗址商代墓地、大同平城智家堡唐代墓地、长治潞州屈家庄唐代墓地、忻州原平南头村金代墓地、临汾霍州陈村金元时期瓷窑址和阳泉高新区南杨家庄元代墓地。

本次论坛将采取学术报告的形式，邀请入围的12个考古项目负责人向专家学者和媒体报告考古发现与收获，并最终通过专家和媒体投票，评选出6个“2022年度山西重要考古发现”。

2022年度山西重要考古发现入围项目

1 吕梁汾阳冯郝沟村东北新石器时代遗址

吕梁汾阳冯郝沟村东北新石器时代遗址位于汾阳市杏花村镇冯郝沟村东北约300米。此次发掘仰韶中期房址2座，为我省历年基本建设考古中清理的保存最为完整的同时期遗存，这对研究当时的房屋结构、布局、建造工艺、功能等具有重要意义，对进一步研究当时的人口规模、社会结构、生产力水平、自然环境等同样具有重要意义。

2 运城夏县辕村新石器时代遗址

夏县辕村遗址位于运城市夏县裴介镇辕村，地处盐湖北部，芦沟河两岸台地上。本次发掘基本厘清了遗址的分布范围和聚落形态，发现仰韶文化中期环壕，环壕内面积约45万平方米，是目前环盐湖地区发现面积最大的核心聚落。发现了保存较好的仰韶晚期陶窑、房址和灰坑等重要遗迹，丰富了晋南地区仰韶文化晚期的考古资料，为研究运城盆地仰韶文化晚期向庙底沟二期文化转变提供了新材料。辕村遗址南依盐湖，对探索文明起源和早期国家发展进程中的资源控制与利用，具有重要价值。

3 大同云州吉家庄新石器时代遗址

吉家庄遗址位于大同市云州区西南约40公里的吉家庄乡吉家庄村，地处桑干河南岸的二级阶地之上。2021年至2022年清理新石器时代至辽代的陶窑、灰坑、灰沟、房址、灶、柱洞、墓葬、帐篷等遗迹66个，出土各类遗物如陶、骨、石、蚌等百余件，取得了重要收获。编号为ⅢM4的龙山时期墓葬内葬有两具人骨，其中东侧一具头骨上有一个规整的圆孔，圆孔周边有斜削痕迹，存在明显的骨组织愈合的情况及其所具有的损伤形态和愈合形态特征，可以确认为是人工开颅手术的案例，根据穿孔处骨质情况来看，该个体在被施行开颅手术后可能存活了6个月左右或更长时间，这是华北地区首次发现的史前开颅手术，具有特殊的文化意义和较高的科研价值。

4 太原小店郑村新石器时代遗址

太原小店郑村新石器时代遗址位于太原市区东南部的郑村以北、龙兴街以南、光明路以东、东沟以西的医院建设区域内。本次发现龙山时期房址6座、灰坑24个、窑址3座、围沟1条。聚落核心区，建筑布局完整、生活要素齐备，房址、窑址、围沟一应俱全，形成一个较为完整的“地坑院”式聚落中心，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时人类集群而居的社会形态，较为完整地展示了太原盆地龙山时期聚落的面貌。聚落东北角的围沟内侧，编号H14的灰坑中发现有较完整的一副猪骨架和三副羊骨架。郑村遗址的发现也为深入研究晋中盆地龙山时期文化与陕北石峁文化、晋南陶寺文化的联系提供了新的资料，具有十分重要的研究价值。

5 吕梁兴县碧村新石器时代遗址

碧村遗址位于吕梁市兴县碧村村北，东距兴县县城20公里，西离陕西省神木县石峁遗址51公里。遗址三面环河邻沟，东、中部各修筑一道纵贯南北的城墙，形成一座具有内外双重城墙的石城聚落。东门址为本次发掘的重要收获，由东、南、北三个石包土芯大墩台呈“品”字形排列围合而成，包括南北门塾、夹道、内外两重“瓮城”等部分，“瓮城”中心已设置小型墩台及门塾，两侧衔接障墙，组成其曲尺形的微循环，是目前发现史前时期保存较为完整、结构最为严密、形制最为规整的一套门址系统，为复原龙山时代城门结构提供了重要参考。

6 运城稷山东渠夏时期遗址

东渠遗址位于运城市稷山县稷峰镇东渠村北，地处汾河下游，地势平坦，南距汾河约2公里，北距吕梁山约7公里。编号G1的大型灰沟及灰沟西部的窑洞是2022年发掘主要收获，G1平面呈东西向不规则椭圆形，G1西部发现的窑洞式房址（编号F201），为前后室结构，后室发现有灶，房前有残留的踩踏面及出入通道。整体来看G1与F201构成了一组小型“地下式”窑洞建筑。丰富的动植物遗存也是重要收获，已浮选出炭化植物种子25万粒，可见东渠先民已掌握了较发达的农业生产技术，可能恰是“后稷教民稼穑于稷山”的考古学实证，对展现夏朝历史、研究夏时期晋南地区的文化格局具有重大学术价值。

7 运城绛县西吴壁遗址商代墓地

西吴壁遗址位于运城绛县古绛镇西吴壁村南，以丰富的夏商冶铜遗存闻名于世。商代墓地位于遗址夏商冶铜遗存集中分布区东部（IE4区）。2022年度共发现并清理16座长方形竖穴土坑墓。除1座为东西向外，其他墓葬都是南北向，墓主头向南，大部分都可见木质葬具痕迹。墓葬之间不见叠压打破关系，显然是事先规划所致。按照墓圹规模和随葬品的差异，可将这些墓葬初步分为大、中、小三个等级。它们葬俗相近，可能是一处族墓地。墓地范围内，基本不见与之同时的居址遗迹。商代墓地的发现，在西吴壁遗址中确认了一处性质明确的功能区，丰富了遗址内涵，为深入了解遗址的聚落形态变迁，探讨晋南地区商代人群构成、礼制源流，以及商王朝国家形态与统治模式等学术问题提供了直接证据，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

8 大同平城智家堡唐代墓地

平城智家堡唐代墓地，位于大同市城南智家堡村西北，昌宁街与友谊南街交汇处，东望御河，北距唐代云州城（今大同古城）3.5公里。2022年6月至9月，共清理唐代墓葬58座，出土陶、瓷、铜等各类随葬器物306件（套）。编号为M47与M90的两座墓葬出土有“贞元十一年（公元795年）”和“元和五年（公元810年）”石墓志，对确定墓主身份、了解当地地望提供了参考，对研究唐代地方职官、云州城里坊制度等具有重要的意义，为研究大同唐代墓葬年代提供了确切依据，对于了解唐代云州的政治、经济、文化和丧葬习俗等提供了重要资料。

9 长治潞州屈家庄唐代墓地

长治潞州屈家庄唐代墓地位于山西长治体育中心东侧。共发掘清理出5座唐代墓葬，其中编号为M1、M20、M21的三座唐代墓葬出土了墓志，使得这三座墓葬有了确切纪年，揭示了墓主的生平族谱。成组的墓俑让人得以窥探墓主的内心世界。M20出土成套茶具，在以往发现中少有，精美的茶具也凸显出墓主的生活情调。这些发现都为研究本地区和同时期古代丧葬文化和社会文化提供了新的例证和研究材料。

10 忻州原平南头村金代墓地

南头村位于滹沱河东岸的五峰山脚下，处于忻州市原平市中阳乡境内居东。此处共发现墓葬四座，均为同一时期的砖室墓，墓道方向一致。墓葬均为二次葬，未见一次葬，很可能为宋金战争期间死去故人未及安葬，在金代晚期统一进行迁葬有关。编号为M1的墓葬中发现壁画，其内容和技法有着十分突出的地方特色。从墓葬排列组合来看，应是一个家族的三代人，使用“贯鱼葬”的方式统一下葬。编号为M4的墓葬中的极短墓道，是金代墓葬中见诸报道的首次发现。南头村金代墓地应是集村居、祠堂和墓地于一体的中国古代村落体系的完美再现。由于史书上记载南宋杨沂中（杨存中）墓在发掘墓地南侧，所以这一地区应是以杨氏为主的金元时期家族墓地。

11 临汾霍州陈村金元时期瓷窑址

霍州窑位于临汾霍州市白龙镇陈村，地处汾河西岸台地边缘。2022年，霍州窑开展了全面、系统的考古调查勘探和第一次考古工作。发掘面积300平方米。清理揭露出金、元、明时期作坊、窑炉、灰坑等窑业遗迹。出土了大量瓷片和窑具，产品以金元时期细白瓷产品最具特色。霍州窑的首次考古发掘科学地建立了霍州窑业历史的标尺，为研究霍州窑烧制历史、工艺技术、生产面貌、经济形态、传播影响及在中国陶瓷发展史中地位等问题提供了科学而系统的基础资料。

12 阳泉高新区南杨家庄元代墓地

南杨家庄元代墓地位于阳泉市高新区南杨家庄村西台地，当地人称老坟圪梁，共清理墓葬29座。其中三座壁画墓均为元代纪年，为同类墓葬的时代判断提供了参考标尺，墓葬中出土的各类器物也可以作为标准器，为周边区域同类器物的断代提供依据。尤其是丰富的壁画内容为我们研究元代家具形制、服饰装扮、葬制葬仪及生活习俗等方面提供了直观依据。

（山西省考古研究院 山西晚报)

来源：文博圈